陈金龙：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

 2018-11-28     来自：《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陈金龙 原创

摘要：革命话语建构需要成功样本佐证或支撑。中国共产党早期建构革命话语时，借助十月革命说明时代潮流、国际背景的变化，回应对于苏俄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谣言，论证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借助十月革命说明革命需要理论指导、民众支持、武力斗争、政党领导和世界联合，诠释中国革命道路；借助十月革命阐释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将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预设中国革命前景。中国共产党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缘于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中俄国情的相似、民众对苏俄政府的好感、孙中山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倡议。

关键词：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

作者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一、中国革命正当性的论证

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度引起中国社会的恐慌，质疑革命之声四起｡将十月革命视为“内乱”，徒具“破坏”性，对于十月革命的误解和偏见，在当时颇具代表性｡譬如，张东荪认为，十月革命可以在俄国实行，却并不适合中国，一旦传入中国并勉强实行，将会贻害无穷｡他说：“伪劳农主义万一发生，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不过在许多内乱上加一个内乱罢了｡”胡适在讨论政治主张时，也明确表示不赞成革命，认为“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认为，“革命不论成功和失败，内中总含有多量的危险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妨碍革命的认知、心理、情感、制度等因素，要倡导革命且让民众理解、认同与支持革命，并不那么容易｡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发生的，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和制约，时代条件、时代潮流是民族国家革命发生的大背景｡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为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新样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很快注意到革命所引起的时代潮流变化，并以此为样本来阐释中国革命发生的时代条件和世界背景｡1918年，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中已预见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和国际影响，把十月革命比作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世界革命的先声”｡1919年，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对十月革命的定位则更为明确，认定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显兆”、“先声”、“新纪元”的定位，反映出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开创性意义和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同｡蔡和森、李汉俊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俄国这次的社会革命，决不只是一俄国人底事，也决不只是一俄国底事，也决不是表示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只在俄国成就了；乃是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资本主义了的表现，也是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在全世界已经成就了的表现｡”他们认为随着世界革命方向的转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对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瞿秋白则作了具体分析｡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前是世界资产阶级政权的全盛社会，世界政治舞台上资产阶级的政府“宰制了全人类的命运”；十月革命后，全世界1/6土地已经属于无产阶级政府，无产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苏联做他的“武器和工具”，“人类历史的进行显然找着了一条道路”｡基于这一变化，瞿秋白认定十月革命的意义决不仅限于俄罗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开始”｡试图在对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时代变化、时代潮流和时代特点进行揭示，彰显十月革命世界意义的同时，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追寻国际背景支撑｡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时代潮流的裹挟，中国革命的发生势在必然，革命的正当性也包含在革命的必然性之中｡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时说：十月革命喊出了颠覆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沈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他用较为形象的表达，说明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民众的刺激和影响，呈现了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关联｡蔡和森依据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断定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非经过世界革命的潮流不能成功”｡这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把握，认为只有将中国革命融入世界革命潮流之中，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瞿秋白看来，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列宁是世界革命的总指挥者、总组织者，中国革命“自然而然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基于对世界格局的把握，断言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的兴起带来了机遇，在时代潮流作用和影响下，中国革命的发生势在必然，这是支撑中国革命正当性的重要条件｡

十月革命在开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合意义，将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视为中国革命的有利条件，主张用十月革命的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蔡和森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强调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联合苏维埃俄罗斯”是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惟一重要的先决问题”｡尽管“先决问题”的说法过于强调外因的作用，但体现出国际联合、国际支持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说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在恽代英看来，苏俄革命从一开始，便与世界革命运动密切相连，“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战线中，世界的革命势力要互相倚赖，互相协助”，强调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必要性｡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是相通的、一致的｡基于此，中共四大通过的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说明了时代潮流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影响，也说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部分连通整体，整体辐射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有利条件，也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

要论证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还必须澄清时人对苏俄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谣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社会上误解和谣言四起，遮蔽了革命的事实与真相，从而导致大众畏惧革命的心理滋生｡甚至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人民要发生怠工现象，也无自由可言｡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时，李大钊在上海大学演讲，对这些误解分别进行了澄清，并根据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阐释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分配、劳动、自由等方面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陈独秀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文章，就世人对俄罗斯的种种怀疑和诽谤，如俄罗斯实行共妻、妇女国有，俄国革命杀人无数，俄国仍是专制政治，俄国有侵略全世界的野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变节欺人，分别进行了辩解和说明，认为这些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少人之所以将十月革命看成洪水猛兽，主要原因有三：误信各帝国主义国家媒体的造谣诬蔑及反革命白党的奔走呼号；革命重创旧俄皇室，伤及宗法社会人们的感情；新俄宪法剥夺了资本家、私人商贩的参政权｡在探明原因的基础上，陈独秀奉劝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应该接受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而不应该误信谣言把他看做洪水猛兽”｡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部署十月革命纪念时，注意向群众解释苏联的真相，呈现苏联帮助中国的各种事实，尽量揭示帝国主义与苏联对中国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态度，以消除当时帝国主义、军阀及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反苏宣传的影响，解除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

由上可以看出，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关注到时代条件和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自觉地借助十月革命的影响，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等方面，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尽力避免误解和谣言对中国革命正当性的消解｡中国革命为何发生，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

二、中国革命道路的诠释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如何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26年10月，中共中央在部署当年十月革命纪念宣传时，要求指出十月革命所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有真正的革命群众；有真正能领导群众坚强的政党———共产党；革命是真正站在群众的观点上，革命后的苏联政府真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工农群众的自觉与奋斗｡认识到十月革命成功的奥秘，实际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借助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阐明了革命指导思想、革命依靠力量、武装斗争方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等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关键问题，勾勒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雏形｡

中国革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过程中方针与策略的制定、系列问题的解决，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革命只能是盲目的实践，容易误入歧途｡十月革命的胜利，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支撑｡李大钊在解读十月革命时，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指出布尔什维克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李达也认为，俄国所实行的，都是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当时，社会上对于十月革命存在误解，认为它并非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澄清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在媒体上公开表明：“俄国革命，乃正是根据于马克斯主义底根本教义的，即俄国现在所施行的一切政策，也莫不以唯物史观为指针｡”肯定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意义，意味着中国革命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随着对十月革命宣传的不断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开始走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作出了这样的估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加上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在瞿秋白看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1926年5月，彭述之利用马克思诞辰纪念之机，回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和责难，如中国国情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有自己的主义、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并有害于中国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阶级的一种结晶体”，不但是世界革命的“唯一指南”，并且是中国目前革命的“唯一指南”，“要求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这里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认清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性，也就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话语建构的方向性问题｡

中国革命需要民众的支持｡民众是革命的力量之源，革命能否取得民众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依托｡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劳动群众之中蕴含巨大革命力量，是革命成功的动力源泉｡李大钊将十月革命理解为“庶民的胜利”，表明他对民众在历史发展中主体地位的肯定｡然而，中国的工人、农民往往把革命看成军人、政客个人的事情，对革命的关注度不高、兴趣不大｡如何改变工人、农民对待革命的冷漠态度？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许多文人志士“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中国的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李大钊借助十月革命经验，说明了动员农民的重要性及动员农民的具体途径｡邓中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俄国群众所以能革命、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实因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这里既道出了革命的力量所在，也诠释了动员、组织革命力量的具体方法｡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则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在农民中找到了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80%，必须尽可能鼓动、组织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决议案，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以十月革命为证，达成了动员民众特别是动员农民、实现工农联合的共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借助十月革命说明了工人、农民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注意利用十月革命纪念进行民众动员｡李大钊曾指出：11月7日是严肃、伟大、壮烈、仁慈的纪念日，“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这是借助十月革命所进行的政治动员，要求尽快结成民主联合阵线，建设人民自己的政府｡各地在进行革命动员时，也有效利用了十月革命纪念的契机，以十月革命纪念作为革命动员的平台和载体｡如1922年11月7日，中共湘区委员会在长沙组织工、学两界召开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大会筹备处发出的通启说：“十一月七日为唯一解放人类的苏维埃俄罗斯革命纪念日，敬爱的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凡属被压迫阶级的同胞们，要纪念劳动者得到的权利，纪念人类得到解放的日子｡”这里号召民众举行纪念、参与纪念，实际上是借助十月革命纪念进行革命动员，以唤起民众支持、参与革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中国革命应采取“俄式”方法夺取政权｡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还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这是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核心问题｡在五四时期众声喧哗的诸种社会改造方法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俄式”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激烈方法”也就是暴力革命方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道路选择的基本方向，符合中国国情｡周恩来也表达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中国被压迫民众也会“造出”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定“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从而明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

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十月革命爆发时，参加起义的多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后的革命士兵｡1918年1月，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蔡和森认为，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是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的军事组织和纪律，废除了军队中的死刑，1918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若非如此，苏维埃政权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红军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可靠后盾｡1922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各团体发起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演讲，将“红军”作为苏俄革命对于世界的影响之一｡瞿秋白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共产党指导劳动者“组织自己的武力，组织赤军，工人农民自觉的参加这种军队”｡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军队是开展武装斗争的依托，中国共产党人以十月革命为例证，说明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布尔什维克党适时制定了引导革命胜利的方针和策略｡受十月革命的启发，中国共产党人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时，同样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他还具体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并提出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步骤｡1920年11月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参照十月革命时俄国共产党的做法，提出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要引导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斗争，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并将政权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夺取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治追求，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工人、农民利益｡张闻天在将列宁与孙中山进行比较时，也意识到列宁所领导的是代表农民、工人与士兵利益的共产党，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对于资产阶级丝毫没有妥协的表示，列宁无论做什么事，他的后面总站着共产党全体｡“以这样有组织，有信仰的颠扑不破的结实的团体，不论做那一件事，没有不成功的｡”这里道出了俄国共产党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中国革命需要强有力政党领导也就不言自明｡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好的政策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施，“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组织之工作”｡一个幼稚的党要布尔什维克化，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革命的领导任务，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对十月革命胜利原因的分析，说明了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

中国革命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背景下发生的，有必要也有可能争取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支持｡具体而言，中国革命需要苏俄的支持，苏俄也愿意援助中国革命｡1921年6月，远在法国的张崧年就感到欧洲一时无望，表达了“中俄之联合”的愿望｡在恽代英看来，“苏俄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原故，很诚意的愿意与东方民族相联合，很诚意的愿意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相提携”｡但这种愿望不为那些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人所了解，甚至认为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苏俄是比英美日更为可怕的国家，反对苏俄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帮助，拒绝苏俄来到东方｡为达成共识，消解对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误解，中共中央在部署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时，要求说明：十月革命后苏俄如何帮助近东远东的民族运动；如何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国民众应该接受苏联的帮助｡“十月革命的成功实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所以中国现在是处于世界革命的环境中，中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这里强调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合的重要性｡陈独秀批评了中国“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必联络苏俄”等错误观点，强调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苏俄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联合，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国际条件｡

应当说，十月革命经验的参照为中国革命道路的诠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既使中国共产党早期缩短了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避免了探索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差和失误；也使中国共产党早期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建构的话语易于为民众理解和接受，减少了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分歧和误解｡

三、中国革命前景的预设

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怎样的政权、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作用如何？新生政权将采取怎样的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这是中国革命话语建构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呈现十月革命后苏俄各方面的建设成就，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回答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将采取的各方面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政权的形式，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赢得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崇｡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定苏维埃为“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要求“建设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这是借鉴苏俄经验所进行的政治设计，理想主义的色彩明显｡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参照十月革命经验，确立了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中共二大进一步阐明了苏俄国家政权的性质，议决案指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也是民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共一大、二大正是借助十月革命，不仅阐明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理想，实际上也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建设确立了基本坐标｡

争取社会公正、自由平等是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中国工人农民所向往、所追求的东西｡在苏维埃政权中，各阶级的地位和境遇究竟如何？《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引导无产阶级从资本家手里取得政权，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这里直接以俄国为样本来设计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权力分配｡陈独秀提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真情实况是：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获得了“政治上教育上的优越权利”，科学家、技术人员获得了“最优的待遇”，小工业家、小商人免除了“被大资本企业压迫的忧危”，“吃亏的只有贵族大地主大资本家等最少数的人”｡因此，十月革命“是真有利于最大多数人民———农民工人小工商业家———的革命”｡陈独秀通过分析十月革命后苏俄的阶级关系变动，说明了各阶级境遇的改善和各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地位，实际上表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境遇｡瞿秋白在回应攻击苏联的言论时也说：革命后的俄国工农，“无论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都得到自由”｡

如何推进国家经济建设，革命之后的国家将采用怎样的经济政策，是革命话语建构不可缺少的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共产党》月刊创立之初就提出，经济改造在人类改造中居于主要地位，中国应采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中国要“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这是从总体上对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法的肯定，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具体而言，蔡和森提出：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主张通过借鉴苏俄引进外资、让渡权利等方式，发展中国工业，促进经济发展｡陈独秀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原理，说明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济发展的趋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由此第一步，运用此政权以创造无产阶级的经济力，以建筑共产社会物质的基础”｡预测苏俄的经济发展趋势，实际上阐明了中国革命、夺取政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瞿秋白依据自己的观感，在《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新经济政策之意义》等文中，对俄国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认为俄国工业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发展巩固国有的大工业”，农业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发展国有的大农经济”｡希望通过对苏俄的经济建设方略和经济发展成就的展示，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示范｡

对于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知识界、媒体人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认为是“回辕反辙”的“俄国式幻术”｡针对上海《商报》、《时事新报》对苏俄经济政策的质疑，蔡和森指出：“苏俄新经济政策不过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苏维埃政权之必要手段，换过说就是完成社会主义国家之政策｡”对于新经济政策，瞿秋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乃自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后，采用此种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从社会主义退一步而恢复私人资本主义，乃进一步而实行社会主义”｡在瞿秋白的视域中，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恽代英在追悼列宁时，充分肯定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并将其定性为“在某种程度中重建资本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启示是：“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中国共产党人客观评价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提出了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

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转型，其生成的新文化代表世界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断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这是对十月革命文化意义的肯定，认为随着政治、经济变革的实现，文化的变革和转型不可避免｡在与胡适论战时，李大钊明确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视为“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肯定十月革命的文化转型意义，可以说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构革命话语时，通过呈现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景象，恰似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诱人前景，既具理想色彩，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这是凝聚民众革命力量、提升民众革命热情的重要一环｡

四、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构革命话语时，或借鉴参照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或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发展现状为例证，或以十月革命后的未来趋势为支撑，呈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轮廓｡之所以要借助十月革命这一样本，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其一，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以十月革命为样本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具有较强解释力｡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几年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至列宁逝世时，“苏俄之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地位，已有不随列宁之死而动摇的程度”｡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国内媒体派记者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如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俄访问的瞿秋白，通过《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通讯，对苏俄的真实情况进行了客观报道，促进了国人对苏俄状况的了解｡经过实地考察后，连胡适也“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谈到苏联教育时，胡适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出于对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认同，胡适曾设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请部分政治经济学者、教育家赴俄进行较长时间的考察｡这说明，苏俄的发展引起了国人的兴趣，对国人产生了吸引力｡中国民众是讲求实际的，用事实说话才令人信服，借助十月革命这一鲜活样本建构中国革命话语，容易赢得中国民众的关注和认同｡

其二，中俄国情相似，使十月革命经验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中俄两国都是大国，国情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两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俄国农奴制改革后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中俄两国都未能赶上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俄国人口80%—85%是农民，“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多，保守性重，沈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之中；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饱受战争之苦，俄国十月革命前遭受西方国家的威胁，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苦｡正因为如此，瞿秋白认为，“中国情形很有许多与俄国相像的地方”｡由于中俄国情相似，使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具有适应性和借鉴意义，“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以十月革命为例证建构中国革命话语也更具说服力和鼓动性｡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也是基于十月革命经验对于中国的借鉴作用｡

其三，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好感｡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皇政府用侵略手段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土地，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废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同俄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宣言引起了国人心理上的震动、兴奋和感激｡上海《民国日报》指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并“主张对于俄国人民及俄国所表现的正义，表示美满的谢意”｡中国工人联合会致俄劳农政府书也坦承：“贵国政府的宣言令中国人民喜出望外，颇受感动，已得到全体劳动人民赞许｡”《申报》在报道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时，“深望中国国民与中国政府视劳农政府如兄弟之国”｡戴季陶用“无限欢喜无限感激”来形容获悉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心情，认定它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中国民众对于苏俄政府的好感与对苏俄态度的转变，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星期评论》、《新青年》、《上海生活报》都刊发了这篇宣言｡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基本内容，并承诺“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赢得了中国民众的认同，也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认定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对俄交涉应即速直接开始谈判｡在中俄关系出现友好迹象的背景下，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情感上也就易于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有助于减少革命话语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其四，十月革命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和赞扬｡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建构革命话语，不能不考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态度与反应｡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通过各种渠道的交往和接触，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认识由静观其变逐步转为积极支持和热烈赞扬｡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在钦佩苏俄“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的同时，初步表达了“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回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这里实际上表露了“师法苏俄”的意向｡此后，孙中山多次表达对苏俄及其革命方法的推崇｡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讲时说：“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孙中山晚年也在反思、总结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借助十月革命对国民党人进行革命动员｡依据李大钊的看法，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既有利于赢得孙中山、国民党人的支持，增进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有利于革命话语的社会传播｡

其五，共产国际意欲推广十月革命的经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希望中国共产党借鉴、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彰显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我们一定要庆祝俄国革命的五週纪念，因为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是构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趋”｡并且希望中国革命领袖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能在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如此，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参照作用，也提出了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要求｡马林还总结了俄国革命的一些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传递给中国共产党人，为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提供参考｡他说：俄国依靠坚强的军队抵御全世界的敌人，红军之所以能够组织成功、具有真正革命精神，是因为俄国共产党“多年的秘密和很艰难的宣传”｡马林的这一总结，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军队、政治动员、党的领导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还提出，“苏联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存在，它在地理上又与中国很接近”，这是有利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这样的认识，共产国际意欲在中国推广十月革命经验也就顺理成章｡ 

结语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过程中，通过引入十月革命这一成功样本，以案说理，使刚步入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诠释了为何革命、如何革命、革命之后的前景怎样等亟待回答的棘手问题，争取了话语上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进而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领导权｡同时，中国共产党早期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既使中国革命融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拓展了中国革命的国际视野，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的协调，赢得了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再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借助十月革命建构中国革命话语，也使民众易于认知革命、支持革命，进而投身革命实践，减少了话语建构、话语传播过程中的认知障碍和行动阻力，发挥了中国革命话语建构的政治动员效能｡

当然，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借助十月革命建构革命话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有认知或时代的局限性｡比如，最初对十月革命本质的把握存在偏差｡李大钊曾指出，1917年11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这里将十月革命仅仅理解为“经济革命”，偏离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十月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包含经济革命的内容，突出其经济革命的意义，不利于民众准确把握十月革命的本质｡又如，过于强调苏俄利益｡中共二大通过的议决案指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强盛，不断向苏联进攻，“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并提出了具体办法和行动路线：“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甚至将苏维埃俄罗斯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这些主张和说法，过于强调保护苏俄利益，在彰显国际主义情怀的同时，国家利益受到国际主义的挤压，甚至国家利益让位于苏俄利益｡再如，对中国革命胜利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1923年6月，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中国无产阶级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由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这里对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将革命过程看得过于简单，萌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其实，“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只能是一种远期理想，短期内难以成为现实｡这些偏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