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大学价值观之异同

摘  要：加拿大许美德教授认为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学习自由、大学自治的模式，另一种是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的为国家服务的模式。这实际上涉及中西大学的价值观。我认为，大学的价值是由大学的起因和功能来确定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同时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顾明远教授和许美德教授在北京书展的交流

大学的两种模式

在2016年国际书展上，我与加拿大许美德教授进行了对话交流，许美德教授在谈到她主编的《东西方高等教育碰撞》一书时，说世界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模式，一种是中国的模式。她说：“很多西方高等教育比较学的专家，以为只有一种大学模式，以为所谓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来源只是欧洲的大学。但是在世界史上，大学确实有两个主要的模式，一个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另一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比欧洲中世纪大学早一千多年，两者都有它重要的价值观。比如中国方面，科举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大夫是属于国家官僚制度的，为国家工作，是公务员。但是欧洲本来就非常讲究自主权，学习自由和大学自主权有法律的保护，国家不能干扰，这就是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大学。但是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新国家形成的时候，法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受到中国的影响，比如我们看看法国的大学，他们是属于政府的体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公务员。所以确实可以说有两种这样的模式。”这段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她说的是大学的模式，并谈到这两种模式背后的大学价值观。从表面或形式上来看，世界各国的大学都差不多，大学里设学院，有各种文理学科，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似乎都一样。中国大学的模式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机构和教学，科研都有共同性。但是隐藏在大学背后的价值观却有很大的不同。

大学的价值观是什么

大学的价值观是什么？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发展变化？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大学的价值观是由大学的起因和功能来确定的。从价值观出现的形态来说，许美德教授把它分成两种模式，这种分类是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以及大学的起因说起的。但是从大学的功能发展来看，大学价值观表现出来的形态，远远不止这两大模式，而且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着的。自从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大学的价值观也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国大学的价值观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1.国外

中世纪的大学原本是一群学者自主组织起来研究学问的地方。那时民族国家尚未建立，社会活动主要由教会控制。虽说学者能自由活动，大学甚至有许多特权，但教会的影响很大，许多大学的建立都得由教皇批准，违反教义的要受到教会惩罚。特别是大学的神学院，主要培养圣职人员。那时还没有公务员，但圣职人员是由教会供养的，是为教会服务的，也可说是教会的公务员。只有等到宗教革命以后，大学才逐渐摆脱教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来讲，中世纪的大学也不是完全自由的。

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大学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大学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之中了，大学逐渐被工业财团所控制，为发展工业服务。只要看一看西方的大学，哪一所名校不是有大财团的资助？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始终要求大学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学在学术上是自由的，但它的职能是服务于国家的。这与中世纪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大学起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神学家亨利·纽曼虽然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反复强调，大学不是传授实用知识，而是培养人的智能，但是扭转不了“新大学”运动，英国一批新大学随着工业发展而兴起。德国洪堡大学就是在普鲁士寻求独立统一时建立起来的。至于法国大学教师的公务员制是不是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还值得考证研究。但它是在拿破仑建立专制帝国时建立起来的，它的价值观充满了国家意志。美洲大陆的大学又与欧洲大陆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移民初到美洲，他们首要的任务是通过自由竞争开拓疆土，因而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所以最早成立的9所常青藤学校都是私立的。大家都知道的达特茅思诉讼案，当时州政府想把该学院收归公有，遭到学院的强力反对，诉讼到最高法院，最后达特茅思学院胜诉。其背后的价值观就是自由主义。这与欧洲大陆的大学价值观又有许多不同。

大学价值观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的。随着赠地学院的建立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服务意识的确立，美国大学的价值观又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州立大学，已经把服务州的发展作为大学的主要价值观。

2.国内

中国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它一开始就与西方起始办大学的宗旨不同。它是在中日甲午战败以后、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为的是救国图强，重点始终在为国家服务上。1904年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开宗明义提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充分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期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度废除，共和政体建立，大学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民国初期，1912年10月政府发布关于大学教育的第一个通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2年学制改革，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产，延读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及，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年7月26日公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教育部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学的价值观就是根据这个总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教育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率先发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于是80年代初，学界就提出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研究中心，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开展学术研究，创造新的知识。近些年来，中国大学在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学术自由和科技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3.新时期大学价值观变化

西方大学进入20世纪以来，大学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二战中，大学科研为战胜法西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各国都把大学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阵地。因此，世界各国大学的价值观总体上正在日益趋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大学还承担着人类共同命运体可持续发展的使命。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指出，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教学、研究，高等教育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目标，如促进可持续发展，进行文化传播，消除贫穷、偏见、暴力、文盲、饥饿、环境恶化以及疾病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强调面对当前和未来全球挑战的复杂情况，高等教育肩负着增进人们对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各方面问题的理解及其应对能力的社会责任。高等教育应引领社会，创造知识，以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来自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跨文化对话、可再生能源和公共健康方面的挑战。高等教育不仅要为当前和将来提供可靠的技能，而且也应为培育有道德的公民做出贡献，应担负起构筑和平、捍卫人权及民主价值观的责任。当然，在这种大学价值观趋同的情况下，影响各国大学治理和发展的张力并不完全相同。伯顿·克拉克在1983年提出了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三大势力，编制了一个三角形模型，三个角分别是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市场。这三种势力的张力在各国是不相同的，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英国的老牌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后来建立的新大学在三大势力的张力中就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中市场的力量就大于学术权威的力量。各种张力的不同也体现出大学价值观的不尽相同。

作者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协调高等教育系统除了这三种势力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势力，这就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教育的价值观无论是服务于国家，还是个人的发展，最终目的都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人。所以说，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但是在人的发展要求上，在具体的培养目标上，东西方文化确有很大的不同。东方文化把人的发展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培养人的德性，是一种伦理文化。西方文化重视人的个体的发展，是一种个体文化。这种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大学的价值观。中国的大学，很难说是继承了中国科举制度的价值观，但中国的高考制度确实受到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影响，因而人们在观念上、心理上确有科举制度的阴影。在大学的治理上和培养目标上，政府权力的张力确实大于学术权威和市场的张力。这也许是许美德所认为的与西方大学模式不同之处。

许美德教授把大学的模式追溯到大学发展的源头上，分析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大学发展的模式不同，大学的价值观不同。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和规划大学的发展时，不能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对大学的张力。今天我国建设一流大学也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要认真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紧跟时代的步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0卷[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2]UNESCO.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 [EB/OL].[2017-01-22].

[3]熊建辉.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新动力[J].世界教育信息,2009.(9):23-27.

[4]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