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下，数字智能技术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影响着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其中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亦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领域。面对市场化、老龄化与网络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数字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 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 而且还必须从框架结构上去明确转型目标、算力支持、多元协作与学习评价等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还需要清醒意识技术渗透给全民终身学习可能造成技术至上的误区与工具理性的陷阱。因此，如何通过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两条路径，加快推进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协同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一体共融的生态构建，不仅是当前全社会亟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亦是克服上述弊端，促进社区、政府与专业教育组织之间的互动，并完善数字化与智能化学习生态的重要路径与手段。

关键词：数字智能；终身学习；治理创新；数字驱动；技术赋能

一、引 言

众所周知，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升级， 已经开始引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各层面的变革与重组。纵观这场由技术革命所主导的大变局， 其实质在于数字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体系的渗透、改造与迭代，进而逐渐缔造了一个以信息化与数字化为中核的数字社会。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技术变革，亦与我国正在构建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方针，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完美邂逅。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归根结底是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完善与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物。相较于以往渐进式的教育改革， 以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更加注重改革的全民性、整体性与系统性；同时，统筹与协调全民普惠、城乡一体、技术融合与资源共享共建的全面发展。

换言之， 技术革命不仅推动了生产方式与效率的升级换代， 而且也重塑了经济社会与教育活动的实践转型。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 形成了以标准化与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学校教育形态。大规模的现代教育通过标准化的教学模式与组织化的学校管理， 将学生培养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以电气与大规模生产组织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则驱动了专业分工与巨型科层组织的出现，而此时人力资本理念与文凭等级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固化了传统的教育模式。尔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借由数字通信技术， 促进了全社会对学校以及教育体系的本质思考。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催生了一批以慕课（MOOCs）为代表的现代教育产品， 其亦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了调试与补充（王树国，2021）。实际上，前三次技术革命一方面塑造了学校教育的治理系统；但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挑战既有的教育治理与学习模式，从而助推更具个性化与挑战性的终身教育思想及实践逐渐成为可能。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浪潮，即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 加快探索虚拟学习平台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王萌萌，2022）。

简言之， 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是治理结构与过程的变革，其不仅推动了政府、公民社会、教育机构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多元共治成为可能，而且还穿越时空、突破障碍，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及时将零散的数字信息生成清晰的全民“学习画像”。因此，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数字化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终身学习治理体系的创新， 其不仅关乎学习资源均衡分配的整体进程， 而且在此过程中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普惠性和便利性优势， 亦将重塑一个无边界的学习型社会。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数字化时代加速了知识更新、教育传播与治理变革的进程，并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现实的境况却是， 若要回应时代发展并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诉求，既有的学习机制、技术平台与治理模式或又将成为数字时代全民无边界学习的另一层障碍（路宝利，等，2021）。换言之，面对数字化时代的知识开放与学习便捷的特征，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在面临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 亦遭遇了时代提出的巨大挑战。这涉及到处于数字化转型的终身学习治理体系到底应该构建怎样的要素基础以及推进何种路径机制， 才能回应教育治理的整体现代化以及全民普惠便捷学习目标的命题。

二、技术变革引发的终身学习体系转型的挑战与机遇

我国市场化、老龄化与网络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 亦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并且，科技创新加持下的数字资源与技术迭代驱动，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向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进程。

（一）数字时代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转型及其挑战

近年来，我国开始加快了数字化发展的步伐，尤其在教学、课堂互动与学习参与等方面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的群体规模已经达到了10.32 亿， 其中互联网普及率更是高达73.0%，居全球首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与此同时， 由数字技术推进的在线学习的数字化程度亦在不断增强， 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学龄群体快速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泛在人群。由于智能学习终端、在线教育平台与虚拟学习空间等新型学习形态与教学手段的创新与普及， 进而推动了终身学习方式、资源平台乃至体系框架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智能化与数字化。目前，信息成本的降低与移动终端的普及，已促使“互联网+学习服务”“互联网+教育培训”“互联网+技能提升” 等成为现代终身学习的基本目标与基础内容；除此以外，“人人皆学”的存储内容、“处处能学”的在线情境与“时时可学”的数字空间，均构筑了满足包括全民终身学习与个性化需求在内的全新学习场域。然而，数字技术的大步迈进， 也给既有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提出了诸多挑战，如何在思考中前行、在完善中推进，亦驱动着全社会围绕痛点问题的破解而不断调适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支持形态、手段技术与运行机制。

（1）如前所述，市场化、老龄化与网络化等多重挑战， 对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以及推进学习型社会，提出了新挑战。具体而言：首先，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蔓延至教育领域， 由此带来了知识商品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与知识消费群体的形成。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理念的推进，全民终身学习观念与意识开始上升；同时，对公共教育产品与学习内容、质量的要求亦逐步提高，这对既有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老龄化与城镇化社会改变了终身学习体系中的群体结构。比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8%，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我国城镇化率从1996年的30.48%一度跃升至2021年的64.70%，农村人口70年来首次低于5 亿（人民日报，2021）。由于我国老龄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公民教育、技能提升与学习支持的个性化需求，均呈现出类型多样、差异分化的总体特征。其三，当移动互联平台成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以及构建社会网络的新兴媒介时， 网络也自然成为公共舆论、知识传播与教育学习的新路径，但在便捷应用的优势背后，却也存在着新的社会风险。因为它或将成为阻隔全民学习进程的组织化障碍， 并会产生新兴技术应用的伦理危机。

（2）再就数字时代教育治理的转型对终身学习体系建构形成的内在挑战来看。首先，随着海量数据信息爆炸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教育治理理念、学校教育资源与知识生产体系， 均已不再适用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要求。因此， 需要加大力度去整合行业、政府与学校资源，从而搭建适应全民终身学习的资源体系（吴遵民，2020）。与此同时，新兴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终身教育意识的提升， 全社会对提高职业技能与教育资历的学习需求， 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这些亦给传统的教育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首先，面对教育治理现代化与数字化转型，终身学习如何通过倡导资源共享、多元共治、全域参与和跨界融合治理理念的形成，来鼓励政府、高校、社会与行业组织打破彼此阻隔的边界， 无疑对进一步强化学习资源、数据信息与技术手段的融合等，具有积极意义。其次，当下的教育治理方式亦限制了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发展。由于既有教育治理机制仍然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教育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价的权力亦大多集中于权力机构本身， 由此导致了终身学习服务职能的积弱及管理功能的强化，进而抑制了构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中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简言之，在数字化时代，政府与学校已不再具有垄断信息资源与学习机会的权力， 其需要通过转型来主导学习数据库的建设、学习数据轨迹的分析以及个性化学习案例的跟踪等， 从而加深对不同群体学习诉求的关注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整体性地去设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政策框架与实施结构。第三，如何通过数字治理去优化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制度完善。尽管数据资源与学习者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要素， 但是目前针对在线资源的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 仍然缺乏较为完整且有效的监管制度， 由此亦产生了学习资源的公开限度、在线学习资格认证困难等棘手问题。所以，如何在开放与规制、安全与隐私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点至关重要。

（二）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的三重机遇

就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数字技术赋能终身学习， 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路径。换言之，终身学习的资源内容、制度体系与技术支持， 都迫切需要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与重塑。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亦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内驱力。上述力量对推动终身学习的制度完善、体系结构的科学合理，以及资源融合的整体构想等变革，起到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体来看， 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当下正面临政策机会、数字资源与技术发展三重机遇。

（1）就政策机会来看，它已经成为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以及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等重要战略目标。这足以证明，当前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 其中还尤为强调了数字技术对学分银行平台建设、国家资历框架与学习共享机制完善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随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对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建设更加灵活开放的现代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做出了具体阐述。从这些顶层设计， 亦可以看到数字技术与全民终身学习融合的创新趋势。简言之，数据信息与技术已经成为构建国家终身学习服务平台的基础工程与要素。比如，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完成国家采集、治理、服务与分析全民终身学习现实诉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其通过多源数据与智慧平台来扩大学习资源、调整教学结构，进一步推动教育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了终身学习由科层式体系迈向扁平化平台的数字化转型，并最终建立涵盖学习定制、资历认证、学分管理、个性推送、跟踪服务在内的一体化与一站式的智能学习系统（Benavides，et al.，2020）。此后，国家与部分省市还陆续出台了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在线教学模式、虚拟学习平台与全民学习广场等基础设施的改革措施，以提升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使其成为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2）信息数据也是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内容要素与治理资源。由于个人信息与数据均是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资产与要素，因此，其必然成为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与资源。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 终身学习大数据平台以及终身学习数据治理应运而生， 其反映了数字技术推动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智能化、数字化与开放化的趋势。一方面，信息数据是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基本要素， 其可被大量运用于终身学习的资源支撑层、数据采集层、信息存储层、教学分析层、课程应用层以及个体服务层等各个环节；亦可为全民终身学习服务提供数据监测与分析，从而满足不同学习领域与对象群体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信息数据是终身学习治理的关键资源，其通过大数据可以规范与监管学习平台的管理、共享、运行过程，并以数据可视化、数据观察画像与学习行动轨迹等方式，提高终身学习平台全方位、多维度的综合评估能力与决策咨询水平， 以此整体推进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终身学习的趋势预测、风险评估与全域覆盖方案实施，旨在重点解决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在开展过程中学习资源的不均衡与内容更新迟缓的问题（路宝利，等，2020）。

（3）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亦是科技革命驱动终身教育变革的必然阶段。自信息技术诞生以来， 便在全球终身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终身教育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大致历经了酝酿期、初始期、摸索期与深化期四个阶段，并逐渐迈向全面数字化的时期（吴遵民，等，2019）。比如，我国开放大学从21 世纪初期，就建立了终身学习卡制度、数字化学习港路径等，其标志了较为完善的数字化教育、教学系统以及大众化、数字化学习机制的形成。尔后，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平台及由信息技术支撑的终身学习体系（杨宗凯，等，2014）。自此，终身学习的服务对象亦开始由大众转向个体， 并逐渐在终身学习的基础设施工程等领域，建立了一套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数字化学习乡镇、数字化学习企业与数字化学习社区等。2019年，我国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再次明确， 要基于数字技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并且在原有远程教育与在线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数字化技术对终身学习的参与主体、平台建设、课程资源与交互设计等领域的应用和整合，进而建构多元参与、服务全民、个性定制的新型终身学习服务模式。

三、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框架

再就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来看， 其目标旨在实现教育全领域、各口径的数据联通、数字协同与跨域协作，进而形成以数字技术服务全民学习、创新合作网络、重塑协作系统、健全评价保障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作为数字时代终身学习的全新范式，其数字化转型理应包含目标导向、技术网络、协作体系与评价保障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互动与运行则构成了数字化终身学习体系的框架范畴，如图1 所示，该框架致力于确保各层次、各领域与各群体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联结。

图1 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框架

（一）聚焦数字时代终身学习的服务对象

在智能时代，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新的“数字原住民”，教育学习活动亦将逐渐从现实的物理环境过渡到虚幻的模拟世界， 而数据信息所构筑的数字情境在为全民提供学习服务时， 亦会使其成为数字技术的治理对象。目前，建构数字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目标，在于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学习与教育需求。简言之， 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即旨在实现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整体目标， 以便更好地满足不同阶段与领域学习者的精准化与个性化学习需求，适时推进让每一位学习个体都能获得适应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进程， 从而赋能全民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数字化转型将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继续教育、技能培训与学校教育进行统整，并从体系目标的角度，系统提升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政策效力与政策设计；二是通过数字化共享推动大学、社区、社会组织、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有机融合，比如，知识生产、知识购买、学习服务与学习监测进程等， 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三是在打破不同领域的教育壁垒并服务全民终身学习需求的同时， 加强学习服务的数字治理与管理创新。该多重目标的内在逻辑，亦可以理解为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核心的大数据技术与终身学习交互融合并为全民学习及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此举或将有助于形成囊括高校、行业、公民社会与政府在内的终身学习一体化实施框架 （孟天广，2021）。并且，该体系还包含了学术层的知识供给、行业层的技能培训、社会层的学习服务与政府层的学习监测等多维结构， 由此形成系统合力并共同推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二）健全数字时代终身学习平台的算力支持

数字技术赋能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 主要是通过经由数据治理达成的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能力与治理效能的目标来实施， 由此也决定了创建数字时代终身学习体系技术环境的必要性。目前，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与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可以为终身学习提供全口径的技术实现；同时，从技术重塑教育的角度，可以改进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内容服务、数字治理、数据规制与信息采集等环节。而通过完善的算力平台与技术环境，还可以实现知识生产者、学习服务者、数据跟踪者与技术支持者的任务协同（D.J. Watts，2017）。为此，数字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离不开高性能的算力技术与大数据模型的支持。其一， 基于终身学习的内容模块与流程应用设计体系的架构方案，在服务全民学习需求中，可以做到明晰内容分布、数据采集与分析管理的应用目标。其二，由于终身学习体系囊括了老年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等多个领域与不同的内容层次；同时，又包含了政府、学校、行业与社会等多个参与主体，因此，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打通终身学习体系的成员异质、跨域协作的融合难题 （李德显， 等，2019）。其三，围绕终身学习目标建设算力支持平台，设计涵盖终身教育机构与个体学习情况的数据监测模型，并探索行业、高校、政府、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再以此为契机，制定终身学习数据技术标准、学习服务体系与管理咨询制度，则可以实现数字化终身学习体系的网络创新，从而为个性化学习、知识服务与数据分析提供更强大的算力支持。

（三）完善数字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协作系统

全民终身学习的现实需求十分复杂，因此，有赖于既有组织体系与大数据平台的高效协作才能解决， 这又涉及组织体系的一体化与大数据治理服务两个层面。一方面，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学习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际， 构建一体化与数字化的全民终身学习组织体系显得尤为必要。为了更加便捷地提供全面型、个性化与系统性的学习服务，以开放大学为代表的终身教育机构主导搭建的终身学习数字化协作平台，可以使社区大学、职业院校、高等学府与老年大学形成协同机制， 并共同完成学习内容研发与教育推进活动；同时，提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等相关的学习支持与服务。而一体化的终身学习组织体系， 则通过数字技术最大程度地为社会开放学习资源，促进优质学习资源向农村、边缘地区渗透与普及。此外，原本垂直化的“省、市、区”终身教育组织体系，在数字空间中将变得更为扁平，这使得乡镇或社区终身教育组织在数字空间中参与终身学习服务，变得更为便捷、高效与优质（李兴洲，等，2019）。另一方面， 在既有在线学习平台的基础上，还可以整合成立各类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大数据综合学习服务平台。实际上，终身学习数字平台不仅可以为民众提供学习服务，比如，通过课程管理、在线互动与学情分析抽取数据与编码信息，并使之结构化与系统化；还可以更好地进行数据建模与信息融合，从而构建全民学习的“数据池”（王建虎，等，2020）。总之，基于学习行为的海量数据分析，终身学习数字协作平台可以通过不同业务模块，向学习者开展智能化推送与学习评估， 进而实现平台功能优化与终身学习治理目标。简言之，数字化终身学习平台旨在动员高度异质与规模庞大的专业人员、行业组织与政府机构协同参与终身学习服务，从而推动传统单一的终身学习体系走向高度融合的创新系统。

（四）加强数字时代终身学习服务的质量评价

由于数字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参与主体、资源内容与服务水平涉及的面较广，因此，需要建立学习评价标准与学分银行的认证系统， 以此来进一步强化终身学习的质量评价体系， 进而激发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的可持续性。换言之，数字化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 依托于数字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来实施， 此举有利于从学习过程与行动轨迹两个层面进行追踪分析， 以更有效地评价全民终身学习的在线表现与互动质量， 从而进一步分析数字评价背后的模型结构及技术有效性。由于数字平台建构的众多学习评价模型无法清晰地监测学习者的过程状态，因此， 就需要进一步通过数据算法对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因果机制与需求趋势进行预判与检验， 从而确保终身学习的内容与体系的适配性。为了支持这一设想，终身学习平台必须依托数据技术，建立全过程与全内容的数字化评价机制；同时，将平台服务、内容质量与学习体验等检测项目纳入到数字评价模型中，以便进行更为有效的服务追踪与干预。在评价模型的外围，既有平台组织需要依托学习认证团队、标准制定委员会等专家群体， 制定数字化的知识学习评价体系与学习资历认证机制， 并基于原有学分银行实践， 探索数字情境下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学分银行联盟，以鼓励学习者通过终身学习数字账户，进行职业资格认证或学习资历认定（黄予，2018）。除了对学习者进行评价设计外， 大数据技术与终身学习体系的融合，也对改进既有终身教育机构、服务机制与组织制度的评价方式，具有积极意义。届时，众多平台可通过全过程学习跟踪、数字模型建构、学习轨迹分析与可视化反馈， 对学习者的学习评价进行整体而客观地精准判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终身学习评价体系的基本宗旨， 仍然指向的是人的生命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

四、技术赋权与终身学习体系的多元参与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服务全民学习的教育方式与影响途径，亦在发生明显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阶段对象的学习模式与认知思维， 从而引发了对既有终身教育制度与治理秩序的反思与创新。作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终身学习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赋予了不同主体、组织与个人参与知识服务、全民学习与内容供给的选择空间。不同主体依靠数字技术平台可以进行信息获取、内容生成与行动参与， 基于技术的便利性不仅提升了自我参与终身学习的能力， 而且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既有体系参与治理的结构， 由此完成了公民社会、社区教育组织、老年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中的自我增权。

（1）数字技术全面提升了全民终身学习的权利意识。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学习空间的限制与资源匮乏的障碍，从而使得全体民众在学习资源、学习方式与学习时段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与选择空间，其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教育在全民终身学习领域的缺位与无为。由于移动互联技术的无边界性与去中心化特征，基于社交媒体、在线论坛与知识问答， 使得社区与网民之间的知识分享与学习互动成为可能（李永杰，2022）。实际上，大众的学习资源获取渠道，早已由知识权威逐渐让渡于愈来愈多的“知识博主”与“意见领袖”。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短视频、自媒体等开始取代长视频平台，成为普通大众娱乐、学习与社交的主要方式，其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数字时代个体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对称权益。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与终身学习数字体系建设进程的加速， 其将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城乡学习资源鸿沟差异的缩小，以及老年教育、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之间融合障碍的缓解。比如，以5G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通过“屏幕控制”已经实现了不同学习资源延伸到普通民众生活与工作之中的可能，因信息平台不同而导致的知识割据现象， 亦将被逐渐削弱，而“知识由谁创造”以及“学习为谁服务”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也将被再次重塑（逯行，等，2021）。固然，数字技术在推进人人享有终身学习权利的同时，也需要防止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终身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滥用、算法正义与数字素养等非预期后果。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构筑“数字滥用”的防火墙， 即对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进行空间约束与制度规范。同时，通过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划定技术滥用的范畴与边界，建立预警机制，以应对数字化学习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工具迷失与技术误区。

（2）数字技术赋权专业组织参与治理。原有的终身教育与远程教育机构通过应用数字技术， 实现了平台虚拟化、内容数字化与边界模糊化，促使其在推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进程中，亦完成了自组织的智能化转型，即降低了参与终身学习治理的技术与空间门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赋权终身学习组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了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联通的技术成本， 并为其他组织融入终身学习体系提供了融入窗口与载体；二是数字技术使终身学习普及日趋智能化与精细化， 同时使得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等组织机构在参与终身学习服务时，不必向综合化转型，而是通过数字技术达成不同专业分工机构的有机结合， 由此降低了专业组织参与终身学习服务的技术屏障与内容阻隔；三是单一组织在应对更为复杂问题时无法发挥系统性力量， 而是依托智能技术嵌入到更为宽广的网络生态与平台组织进行智慧型再造， 以此将终身学习社群机构转变为动员能力与集体行动较强的虚拟社群组织，由此实现了组织功能由技术赋权向技术赋能转型，最终促使数字技术与组织要素的全方位融合（D.J. Watts，2014）。总体来看，技术赋权终身学习组织其实就是平台联盟的实现过程， 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于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智能网络为基础，由此支撑起以社区、高校、政府为主体的横向组织与以各级各类终身教育机构为核心的纵向体系，并进行智能升级与创新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与数字化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其体现的是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服务成效。

（3）数字技术可以加速资源共建与共享的进程。以高性能计算机与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将有利于实现政府、专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数字资源共享，由此通过联结而形成数字化终身学习资源的共享、共建机制。在数字信息时代，缘于数据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其对组织分工协调的要求愈来愈高，但其所发挥的协同效果与影响效应却是传统信息平台无法比拟的。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方式借由科层主导的线性模式对复杂教育问题进行响应，但其影响效应低下；而数字技术则在重塑教育体系的结构进程中， 使其转变成更为扁平化与无边界的协作系统。由此促使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老年教育以及学历教育等资源需求，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满足与回应。可见，数字技术加速了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其具体又体现在对资源的准入、合作共建与推广服务三个层面的数字化改造上（吴遵民，等，2020）。其一，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势必带来数字教育资源的骤增，这便需要结合不同教育口径的现实需求与特点去完善数字资源技术的标准，并建立优质资源建设的遴选基准；其二，数字技术降低了各方参与终身学习服务的技术门槛与现实成本，因而探索多方参与、合作共建的终身学习数字化协作机制，亦是各大开放教育机构与政府的实践议题；其三，让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有效抵达边远、农村地区有赖于终身学习服务推广机制的建立， 基于免费共享、激励共享与合作共享三种学习分享模式，可使优质终身教育的资源能够覆盖“处处” 与 “人人”，从而实现终身学习资源的配置效率最大化与服务均等化。

五、技术赋能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治理优化

当今， 海量的学习信息数据与丰富的数字技术网络， 已经深刻影响了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方式与推进路径。数字技术在终身学习领域的运用，不仅重构了其内部体系的治理能力构成，赋予了该体系自我治理与革新的动力，而且还重塑了终身学习推进社会治理的全新模式。简言之，通过数字技术有效赋能终身学习体系的治理优化， 已经成为当下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1）具有重构终身学习体系治理能力的重要功能。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全民学习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变革，其具体意义可概括为以技术驱动、数字联通与协同共享为机制的全新教育治理模式。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终身学习体系治理能力的重塑，首先反映在“数字技术何以驱动终身学习体系转型”的认识论命题上。当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教育领域时，就意味着终身教育也势必需要在面向数字技术、基于数字技术与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终身学习理念推进的三个层面，进行全新的探索。即必须超越既往终身学习治理强调内容驱动与组织创新的认识论基础，而在技术层面赋予终身学习体系全新的边界与框架（郑勤华，等，2022）。其次，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还拓宽了原本终身教育的范畴。因为在数字空间中，终身学习体系其实已经超越了物理世界的教育实体，其通过虚拟镜像与数字技术在实现“高校—社区—政府—社会”的创新联动， 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与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同时，也对教育资源的高质量整合、倡导人人成长发展以及推进欠发达地区贫困治理等问题，提供了有所裨益的解决方案。其三，数字化转型亦丰富了终身学习体系的治理工具。在数字化社会，机器学习与算法技术在对终身学习议题进行创新与重塑的过程中，也推出了终身学习大数据平台、数字化协作网络、数字学分银行、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形式各异的技能型工具平台，而各个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亦搭建了数字化与系统化的学习支持创新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习的领域边界、学科限制与组织分割的既有局面， 而在整体与细分两个维度对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进行准确、及时与深入地实践和探索。

（2）具有赋能终身学习体系自我治理能力的重要功能。终身学习体系的高效运作，很大程度依赖于其所构建的多元参与、互联互通与横纵交错的数字化教育生态系统。不过，诸多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变革治理的研究， 仅看到了大数据技术对教育体系向外延伸、拓展的功能，而忽略了其对终身学习体系内部系统的赋能与变革。因为就其内部意义而言，传统的终身学习范式较难回应全民学习、个性诉求与知识更新的时代趋势，甚至老年教育、社区教育与职业教育长期的割裂化状态与层次结构分明的组织管理，也已经成为终身学习服务创新的制度化障碍。因此，面对智能社会所蕴含的技术治理创新，其意义与价值并不局限于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所要达成的“人人皆学、处处有学、时时可学”的目标，而且也应该实现终身学习体系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决策优化、组织创新与数字协作的功能，从而打造一个更具开放、多元、包容与韧性的数字化学习体系（欧阳忠明，等，2022）。首先，当算法技术与大数据模拟愈加智能时，终身学习机构就能够基于全民学习的趋势与特征，去建构数字模型与跟踪机制并不断优化服务全民学习的政策平台；其二，零散的社区组织、老年大学、高等学府与职业院校， 在统一的数字平台背景下得以有机整合， 从而构建内容分化但又高度协同的学习服务体系；其三，数字化加速了终身学习平台由分割走向统一的趋势，这也意味着信息数据之间的开放与共享以及无障碍流动，可以实现更大范围与人群规模的数据集成及学习追踪，并为分析全民学习规律、学习型社会变革与公民数字素养等议题提供实现可能，同时，其也由此提升了终身学习体系的治理能力。由此可见，数字技术赋能终身学习体系的自我治理变革，主要是通过平台数字化升级、数据开放化共享与信息无障碍流动等方面来实现的，其为数据驱动下的终身学习实践议题与传统学习问题之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与分析框架。

（3）具有拓宽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教育治理范畴的重要功能。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终身教育机构回应全民学习偏好的创新机制，即通过构建全新的学习互动与教育传播的空间、体系与生态，跨越教育边界，这对泛在的社会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自动信息提取、社会仿真建模与社交网络分析等智能技术，使得全民在线学习轨迹与信息得以空间化、结构化与类别化，进而将杂乱无章的数字符号变为行业预测、社会治理与教育创新的重要依据。实际上，作为终身教育领域治理主体的各类教育机构，其所发挥的影响已不限于教育服务领域， 其所探索的弹性学习、国家资历框架、学习认证制度与职工继续教育等众多实践，均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建立跨部门、跨行业与跨学科的社会服务与专业支持体系，从而在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与全民终身学习目标的同时，提高以政府、高校为主体的终身学习体系在贫困治理、社会稳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众多领域的危机应对及精准施策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参与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平台创新与机制创新三个维度，来衡量前者对后者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在整个终身学习治理过程中，政府、大学、社区、专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亦逐渐加快了政务公开、学分认定、学分替代、学分银行建设的议题改革，并克服了传统治理方式的资源限制、响应缓慢与联动困难的不足，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终身教育体系及其相关机构由边缘走向社会治理中心，并改变了民众、政府与专业机构之间弱互动的既有现状（张建国，2021）。简言之，智能技术除具备既有的技术特征外， 其还带有独特的话语权力与系统性的体系力量， 可以为处于转型期的终身学习体系开拓更多的创想空间。

六、结 语

综上所述，当下数字技术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全球各个角落，并深刻地影响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创新，而我国在这场以数字信息为本的技术革命中，亦必须抓住将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教育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通途与契机。由人工智能与终身学习结合所产生的数字化全民终身学习服务模式，作为既有教育组织的形态变革、运行机制创新、治理体系联通与教育资源整合提供新的实践路径与理论突破。可以预见，未来的数字技术变革发展，必将为终身学习体系的转型提供无可限量的外在驱动。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技术渗透可能会带来的技术至上与工具理性等弊端，其中亦将涉及信息安全、数字素养、数字鸿沟等问题。不过，无边界、全民性与数字化的终身学习体系，终将会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而通过技术赋权与赋能两条途径，则可以加快推动终身学习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一言以蔽之，数字技术嵌入松散的终身学习体系所引发的传统组织向数字化平台的转变，不仅可以加速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一体化、数字化与协同化，亦可以由此推进各类教育的融合创新，进而达成全民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现。总之，终身学习体系数字化转型既包括了数字技术重塑全民学习范式、扩大教育资源供给与学习服务方式的创新；同时，还推动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变革， 并进一步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由此，社区、政府、大学与专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得到根本改善，未来的终身学习生态，亦将更为健康与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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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益（1979-），女，湖南岳阳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史研究。

吴遵民，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终身教育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方向：终身教育与教育政策。

蒋贵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比较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完善研究”（项目编号：VKA180005）的研究成果。